一
当我们试图建立一个合理的经济秩序时想要解决什么问题呢?根据某些常见的假设,答案非常简单.即,如果我们具备一切有关的信息;如果我们能从一个已知的偏好体系动身;如果我们掌握现有方式的全部知识,所剩下的就纯粹是一个逻辑问题了.换言之,什么是现有方式的最好利用这一问题的答案,已隐含在上述假设中了.解决这个最优化问题所必须知足的前提已全部列出,它们能用数学形式得到最好的说明.最简单地说,这就是:任何两个商品或两个要素间的边际替代率在所有不同的用途中必须相同.
然而,这根本不是社会所面临的经济问题.而且我们为解决这个逻辑问题所发展起来的经济运算,也并未为它提供答案,尽管这种经济运算是朝解决社会经济问题方向所迈出的重要一步.其原因是,经济运算所依附的"数据"从未为了整个社会而"赋予"一个能由其得出结论的单一头脑,而且也毫不可能象这样来赋予.
合理的经济秩序问题之所以有这么一个奇特的性质,是因为我们所必须利用的关于各种具体情况的知识,从未以集中的或完全的形式存在,而只是以不全面而且时常抵触的形式为各自独立的个人所掌握.这样,如果"赋予"在此指赋予一个能有意识地解决这些"数据"所构成的问题的单一头脑,社会的经济问题就不仅是如何分配所"赋予"的资源,而是如何确保充分利用每个社会成员所知道的资源,因为其相对重要性只有这些个人才知道.简而言之,它是一个如何利用并非整体地赋予任何人的知识的问题.
上述基础问题的这一特色,恐怕非但不为经济理论中的许多新方式mm尤其是很多应用数学的新方法mm所廓清,它反而被搞混了.固然我在本文中重要想阐述公道的经济体系问题,但在论述时我将屡次波及它与某些办法论问题的亲密接洽.我想阐明的许多论点,实在是各不雷同的推理道路萍水相逢地会集所得出的论断,但就我当初对这些问题的懂得,这决不是偶尔的.我以为,目前许多对于经济实践跟经济政策的争辩;都源于对社会问题的实质的误会,而这种曲解又源于咱们把处置天然现象时养成的思维习惯,过错地转用于社会景象.
二
在一般语言中,我们把关于分配现有资源的相互关联的决策的综合称作"计划".在此意义上,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计划,在任何许多人共处的社会中,这种计划不论由谁制订,都必须在必定程度上依据起初是计划者以外的其他人所知,然后又以某种方式传递给计划者的那种知识.人们赖以制订计划的知识传递给他们的多种途径,对任何解释经济进程的理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问题,而利用起先分散在全体国民中的知识的最好途径,至少是经济政策mm或设计一个高效的经济体制mm的主要问题之一.
这个问题的答案与此地方提出的另一个问题mm谁来制订计划mm的答案密切相干,而这正是所有关于"经济计划"的争论所缭绕的核心.存有争议的并不是要不要计划,而是应当怎样制订计划:是由一个权威机构为整个经济体系集中地制定?还是由许多个人分散地制订?在当前的争论中所使用的特定意思上的计划一词,毫无例本地指中央筹划,即根据一个同一的方案管理整个经济体系.而竞争则指由许多独自的个人所制订的分散的计划.居于这两者之间的是代表有组织的产业的计划,这种计划许多人谈及,但一旦看到便很少有人喜欢,它就是垄断.
在这三种轨制中哪一种效力更高,主要取决于我们可望在哪一种制度下可能更为充足天时用现有的常识,而知识的充分利用又取决于我们怎么做才更有可能获得胜利;是将所有应被利用的但本来疏散在许多不同的个世间的知识交由一个单一的中心威望机构来处理呢,仍是把每个人所须要的附加的知识都灌注给他们,以使他们的打算能与别人的规划相吻合?
三
在这一点上,不同品种的知识,其地位显然是不同的.所以,答复我们问题的症结,就在于不同种类知识的相对重要性:是那些更可能为特定个人所安排的知识重要呢?还是那些我们认为更会被经恰当选择的专家所组成的权威机构所掌握的知识重要?如果当前人们普遍地认为后者更为重要,那只是因为一种叫科学知识的知识在大众的想像中盘踞了登峰造极的位置,致使我们几乎忘了这种知识并非绝无仅有.也允许以否认,就科学知识而言,一群经适当挑拣的专家也许最能掌握现存全部最好的知识,只管这样做只不过是把艰苦转嫁到了筛选专家这一问题.我想指出的是,即使假设这个问题能很容易地解决,它也只是这个规模更广的问题中的一小部分.
今天,谁要是认为迷信知识不是全部知识的概括,几乎就是异端邪说.但是稍加考虑就会知道,当然还存在许多十分重要但未组织起来的知识,即有关特定时间和地点的知识,它们在个别意义上甚至不可能称为科学的知识.但正是在这方面,每个人实际上都对所有其余人来说存在某种上风,因为每个人都掌握可以利用的举世无双的信息,而基于这种信息的决策,只有由每个个人作出,或由他踊跃介入作出,这种信息才能被利用.我们只有想一下,我们无论从事任何职业,在实现了理论上的培训后还必须学那么多的东西,学习各种特殊工作占了我们工作生活的多么大的一部份,在各行各业中,对人们的了解,对当地环境的了解、对特别情况的了解,是如许可贵的财产.知道并使用未充分利用的机器,或理解能被更好地利用的某人的技能,或了解供给中止时能提取的贮备,对社会来讲与了解更好的可选择的技术同样有用.一个靠不按期货船的空程或半空程运货营生的人,或者其全部知识几乎就在于知道一种即时机遇的地产掮客,或从不同处所商品价格的差价获利的套利人,他们都是以不为别人所知的对一瞬即逝的情况的专门了解,在社会中起重大作用的.
奇异的是,这种知识今天正常遭到鄙弃,掌握这种知识的人如果赛过掌握更好的理论或技术知识的人,他几乎会被认为是行为不端.以更了解通讯或运输设施而获益,有时几乎被认为不老实,1.90传奇,虽然在这方面利用最好的机会与利用最新科学发现对社会同样重要.这种偏见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人们重生产轻贸易的立场.即使那些自视为完全摆脱从前的赤裸裸的唯物资谬论的经济学家,在导致失掉这种适用知识的行为问题上,也屡犯同样的错误,这显然是因为在他们的事物体系中,所有这类知识都是"给定"的.普遍的见地是,所有这类知识应该理所当然地很容易为每个人掌握,而这种知识难以获得的事实,往往是责备现存经济秩序分歧理的基础.这种观点疏忽了我们所必须解决的问题正是如何能使这种知识尽可能容易地获得这样一个事实.
四
如果当前贬斥特定时间和地点的知识的重要性是一种时尚,那只是因为变化本身的重要性更被贬低了.事实上,在使生产计划必须作重大修正的变化的重要性和频率方面,"计划者"所作的假设与其对手所作的假设相差无几.当然,如果详尽的生产计划能提前好长一段时间制订并被彻底贯彻,以致不再需要作重大的经济决策,则安排一切经济活动的全面计划的制订任务就会轻松得多.
也许,值得强调一下,经济问题总是由变化所引起的,而且只有变化才能引起经济问题.如果事件情随事迁,或至少完全按预期的那样发展,则不会产生新的需要决策的问题,也不需要制订新计划.要是认为变化或至少日常的调整在现代已经变很不重要,其实就即是认为经济问题已变得不重要.因为这个原因,相信变化的重要性在日益缩小的人,普通也认为经济考虑的重要性已让位于日益增加的技术知识的重要性.
假如有了古代生产的精致构造,是否就真的像树立新工厂或引进新工序那样只是间或才需要经济决议呢?果然一旦工厂建成,其余方面就根据工厂特点而简直全是机械的了,而不需作什么变动以适应一直变更的情形了吗?人们广泛信任,上述问题的谜底是确定的,这种见解据我查证,并非发生于经营者的实际教训.在任何竞争的行业中mm单单这种行业就能作为尺度mm坚持成本不回升的任务需要坚定不移的尽力,仅仅这个义务就要耗费掉很大一局部精神.一个不称职的管理者挥霍掉作为获利基本的本钱差额,真是太轻易了,而且从事经营治理的人们都晓得,即便技巧设施相同,但生产成本可能各不相同.经济学家对这一点仿佛并非如斯懂得.出产者和工程师们经常强烈地盼望能不被货泉成本的斟酌捣乱过程,这雄辩地证实,这些因素已进入了他们的日常工作.
经济学家们越来越容易忘却组成整个经济体系的常常不断的小变化,其原因之一也许是他们越来越耽于统计总数,这种统计总数比具体细节的运动表示出更大的稳固性.然而,这种统计总数的相对稳定性并不能像统计学家时常想做的那样以"大数定律"即随机变化的相互弥补来解释.我们必须处理的因素,其数量并非大得足以使这些无意偶尔气力产生稳定性.货物和服务的不间断流动得以维持,是由于持续不断的精心调节,由于天天要根据前一天所不知的情况作出新的支配,由于一旦A不能交付就立刻由B取代.即使是高度机械化的大工厂,其之所以能保持连续运转,也主要是因为它们能依附外界环境满意各种始料不迭的需要:如盖屋顶的瓦,文具及表格纸,各种工厂不能自备的和根据工厂经营计划所需的能够很快在市场上买到的装备.
或者我还应该简单地提及,上述那种知识,由于其性质是无法进入统计数字的,因此也就无法以统计数字的形式传递给任何中央权威机构.这种中央权威机构所必须利用的统计数字,应该是严厉地通过火析事物的渺小差别,通过将不同地点、品德和其他特点等名目作为统一类资源综合,以可能对具体决策产生重大影响的方法得出.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根据统计材料制订的中央计划,由其本质决定,是无法直接考虑这些具体时间和地点的情况的,因而中央计划者必须找出一种方法,让"在现场者"来作这种基于具体情况的决策.
五
如果我们能够批准社会经济问题主要是适应详细时光和地点情况的变化问题,那么我们好像就由此推断出,终极的决策必需要由那些熟习这些详细情况并直接了解有关变化以及即时可以弄到的敷衍这些变化的资源的人来作出.我们不能指望通过让此人首先把所有这些知识都传递给某一中央机构,而后该中央机构综合了全体知识再发出命令这样一种门路来解决这个问题,而只能以非集权化的方法来解决它,由于只有后者才干保障及时利用有关特定时间和地点之具体情况的知识,合击传奇发布网,然而,"在现场者"又不能光依据他有限然而又直接的对四周环境的了解来做出决策.所以,依然存在如何向他传递他所需要的信息以使其决策合乎更大范畴经济系统的全部变化模式这样一个问题.
一个管理者需要多少知识才能成功地做出决策?哪些事件是他不能直接了解,而又与他的决策有关?他到底需要了解其中的多少呢?
世界上所产生的任何一件事几乎都可能对一个管理者应作的决策产生影响,但他却并不需要了解这些事件本身,也不需要了解这些事件的全部影响.他完全不必要知道为什么在特定时间内某种尺寸的螺钉需要量更大;为什么纸袋比帆布袋更易搞到,为什么纯熟工人或某些机床临时难以弄到,因为这些事与他全无关系.对他有意义的只是,弄到这些货色与弄到其它他也关怀的东西比拟的难易程度,或者他所生产或使用的替代品是否更为急需.所以,这老是一个与他有关的特定事物的绝对重要性问题,他对转变这些事物的相对重要性的起因不会感兴致,除非它对他周围的具体事物有影响.
正是在这方面,我前面所称的"经济运算"(即纯粹的挑选逻辑)至少能通过类推来辅助我们意识价格体系如何能够解决(事实上正在解决)这个问题.即使是把握了某一小范围的自力更生经济体系之全部数据的单个管理者,仍不能彻底弄明白每次在资源的分配必须作某些小的调整时可能会受影响的目的与方法间的全部关联.纯洁的取舍逻辑的巨大奉献,确实在于它清晰地表明,即使是这样一种单个的脑筋,也只有通过作出并不断应用等值比率(或"值"或"边际调换率")的方法,才能解决这种问题.即他要给每一种罕见资源标上数字指标,这种指标不可能从这种特定的物品所领有的任何特点中得出,但它却可以反映,或者在它身上集中了它在整个方法目标结构中的重要性.在任何小变化中,这个管理者必须考虑这些集中了所有有关信息的数目指标(或"值"),通过一一调整数量,他就能适当地从新作出部署,而不必从头解决整个问题,也不用同时检讨其所有的分支部门.
从基本上说,在一个关于相关事实的知识掌握在分散的许多人手中的体系中,价格能调和不同个人的单独行动,就象主观价值观点赞助个人协调其计划的各部分那样.下面,我们有必要来看一个简略而常见的例子,以弄清楚价格体系的作用.假设在世界某地有了一种利用某种原料mm例如锡mm的新途径,或者有一处锡的供应源已枯竭,至于其中哪一种原因造成锡的紧缺,于我们关系不大mm这一点无比重要.锡的用户需要知道的只是,他们以前始终使用的锡中的一部分,现在在另外一个地方利用起来更能盈利,因而他们必须勤俭用锡.对其中大部分用户来说,甚至不必知道这个更需要锡的地方或用处.只要其中有些人直接了解到这种新需求,并把资源转用到这种新需要上,只要了解到由此产生的新缺口的人转而追求其他起源来弥补这个缺口,则其影响就会敏捷扩及整个经济体系;而且,这不仅仅影响到所有锡的使用,它还影响到锡的替代品的使用,以及替代品的替代品的使用,还要影响所有锡制品的供应,其替代品,替代品的替代品的供应等等;而那些有助于供给替代品的绝大部分人,一点也不知道这些变化的最初原因.所有这些形成了一个市场,并非因为任一市场成员都须对市场整体全部了解,而是因为他们每个有限的视线合在一起足以叠盖整个市场.所以,通过许多中介,有关的信息就能传递到全部成员.一个掌握所有信息的单一管理者原来可以通过下面这个事实得出解决措施,即任何商品都只有一个价格,或更确实地说,各地的价格是相互关系的,其差异取决于运输用度等等.但是事实上,没有一个人能掌握全部信息,因为它们全分散在所有有关的人手里.
六
如果我们想了解价格的真正作用,就必须把价格体系看作一种交换信息的机制,当然,价格越生硬这种作用就施展得越不幻想.(不外,即使在牌价相称僵直时,价格变化的力气仍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合同的其它条款起作用.)价格体系的最主要的特点是,其运行所需的知识很经济,就是说,参加这个体系的个人只要要控制很少信息便能采用准确的举动.最要害的信息只是以最简短的情势,通过某种符号来传递的,改造开放以来,而且只传递给有关的人.把价格体系刻画成一种记载变化的工具或一种通信体系不仅仅是一种隐喻,这种通讯系统能使单个的生产者像工程师察看一些仪表的指针那样,仅视察一些指标的活动便可调剂其运动从而适应变化,然而,只有反应在价格运动上的变化能力为他们所了解.
当然,这种调整在经济学家的平衡剖析中兴许素来不是"完全"的.但是,我担忧我们那种以几乎每个人的知识都几乎是完全的假设来处理问题的推理习惯,使我们弄不清价格机制的真正作用,并使我们以毛病的标准来断定其效率.令人惊讶的是,在上述一种原料缺乏的情况下,没有命令发出,也没有多少人知道其原因,就使许许多多的人mm他们的身份花几个月时间也无法考察清楚mm更节俭地利用这种原料或其产品.也就是,他们的方向正确.即使并非每个人都能在一个瞬息万变的世界中相处得如此融洽,以至他们的利润率总是保持相等或同样的"畸形"程度,这仍不失为一个奇迹.
我成心使用"奇迹"一词,以打消读者把价格机制看作天经地义的得意心理.我相信,如果这种机制是人类精心设计的成果,如果人们在价格变化的领导下懂得他们的决策之意义远远超越其直接目的的范围,则这种机制早已会被誉为人类智慧的一个最伟大的功劳了.但可怜的是,它既不是人类设计的产物,受其引诱的人们通常也不知道本人为何会如此行事.不过,那些嚷嚷要"自发指引",以及不相信赖何未经设计而自发造成(甚至我们不理解)的事物能解决我们无法有意识地解决的问题的人应该记住:问题恰好是如何把我们利用资源的范围扩大到任何单一头脑所把持的范围以外,因而这也是一个如何解脱有意识的节制以及如何促使个人不必别人嘱咐就能令人满足地行事的问题.
我们在此碰到的问题决不是经济学所特有的,它与几乎所有的社会现象,与语言以及大多数文明遗产都有关系,它真正构成了一切社会科学的中央理论问题.正像艾尔弗雷德.怀特黑德在另一场所所说的:"所有的习字帖和大人物演说时重复援用的说法mm我们应该养成思考我们在做什么的习惯,是一个大错特错的老生常谈.事实偏偏相反,文明是通过增添那些我们不加考虑就能实行的行为的数量而提高的."这在社会范畴极为重要,我们不断地利用我们不理解的公式、符号和规矩,并通过这种利用,使我们能够得到那些我们个人所未掌握的知识之帮助.我们已经通过建立起在其各自领域证明为成功的习惯与通例,并反过来使之成为我们已建起的文明的基石的方法,发展起了这样的实践和制度.
价钱体系恰是一种人类偶尔发现的,未经理解而学会利用的体制(虽然人类远非已经学会充分地利用它).通过格体系的作用,岂但劳动分工成为可能,而且也有可能在均匀调配知识的基础之上和谐地利用资源.爱好嘲弄这类主意的人,通常曲解其论点,暗示这种论点断言,这个最适于现代文明的体系是通过某个奇观自发构成的.事实正好相反,人类可以发展起劳动分工这一现代文化的基础,是因为人类碰劲发明了一种使其成为可能的方法.如果人类没有发现这种方法,他们可能仍会发展起另一种完整不同类型的文明,象"白蚁国",或其它完全无奈想像的类型.我们所能说的所有是,至今还未有人成功地设计出一种替代体系,在这种替换体系中,现存价格体系的某些特点仍能持续保存,因为即使是最剧烈地攻打这个体系的人,对这些特点也甚为钟爱,尤其观赏它到达能使个人抉择其职业,并因此能自在地利用其知识和技巧的水平.
七
当前,关于在一个盘根错节的社会中,价格体系是否必不可少的争论已不再是完全在两个不同政治观点的营垒间的争论,这从许多方面说都是一件大好事.二十五年前,当冯.米塞斯首先提出没有价格体系我们就无法保持一个建破在象我们这样广泛的劳动分工基础上的社会这一论点时,受到了一阵阵嘲弄.今天,新开轻变无英雄,仍有些人不愿接收这种论点,但其主要原因已不再是政治上的了.这就发明了一种更有助于合理探讨的氛围.当我们看到托洛斯基的阐述"没有市场关系,经济核算就是不可想像的"时;当奥斯卡.兰格教授承诺在将来的中央计划局大理石厅为冯.米塞斯传授建一尊雕像时;当阿巴.勒纳教授重新发现亚当.斯密并强调价格体系的主要作用包含促使个人在寻求本身好处的同时做契合普遍利益的事时,分歧就确切不能再归于政治成见了.现存的不赞成见,看来主要是因为纯粹理智上的,尤其是方法论上的分歧.
最近,约瑟夫.熊彼特在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一书中,清楚地叙述了一个方法论上的不合.熊彼特是依据一种实证主义的分枝研讨经济现象的经济学家中的出色人物,在他看来,经济现象是已知商品量的客观彼此直接影响,而多少乎不受人类意志的干预.只有根据这个背景,我才能说明下列令我惊疑的论点.熊彼特教学认为,在缺乏生产因素的市场时,仍旧可能根据理论家的这一根本主张,即"消费者估价(l需要r)花费物这个事实自身、也是对生产这些消费物的生产方法的估价",来进行合理盘算.
确切地说,这个说法是错误的,消费者所做的根本不是那回事.熊彼特所说的"这个事实本身"大略是指对生产要素的估价隐含在对消费物的估价中,或前者是后者的必然结果,但这也不正确.隐含是一种逻辑关系,而它只有在所有倡议同时为同一人所知时,才能被富有意义地断定.但是,生产要素的价值显然并不单单取决于消费物的估价,它也取决于各种生产要素的供应情况.只有所有这些事实同时为一个人所了解,才会必定地从这些事实中得出答案.但正是由于这些事实不会同时为一个人所了解,实际问题就产生了,而解决这个实际问题必须利用分散在许多人旁边的知识.
所以,即使我们能证明,所有的事实如果为一个人所了解(我们假设所有的事实都为观察力灵敏的经济学家所了解),会由他单独决议解决方法,问题也涓滴未得到解决.相反,我们必须表明,如何通过只掌握部分知识的个人的互相作用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认为所有的知识都应由一个人所取得mm同样假设这些知识都归我们这样的经济学家,那就是以为不存在问题而疏忽事实世界中重要而意义重大的一切事物.
像熊彼特这样一个经济学家的态度,会由此而跌入由"数据"一词的含混意义给莽撞鬼造成的陷阱,这很难解释成一个简单的失误.这解释,这样一种方法有根天性的错误,这种方法习惯性地忽视我们所必须应付的一个重要现象,即人类的知 识不可能是完全的,因此需要一种不建交流和获得悉识的途径.任何实际上以人们的知识与客观事实是一致的这一假设为起点的方法,诸如许多有联立方程式的数理经济学的方法,都完全忘掉了我们所要解释的主要任务.我决不否定,在我们的体系中,均衡分析可起有益的作用,但它却使我们的一些主要思维家误以为它所叙述的情况与解决实际问题直接有关.所以我们应该记住,均衡分析与社会过程根本无关,而仅能作为研究主要问题前的有利的筹备.